二叶亭四迷译《二狂人》题图，冈田三郎助绘，载《新小说》第十二年第三巻卷首，明治四十（）年三月一日》
“狂人”的越境之旅
——从周树人与“狂人”相遇到他的《狂人日记》
李冬木
内容提要本论所述“狂人的越境之旅”，是指从周树人在留学时期与“狂人”相遇到他创作《狂人日记》从而成为“鲁迅”的精神历程的某一侧面，是在前论所完成的“狂人精神史”背景的基础上，对从《摩罗诗力说》到《狂人日记》之间的叙述空白的一个补述。笔者认为，在这两者之间还缺乏有机关联的说明，而由文艺作品翻译、创作和批评所搭建的与周树人相伴并且互动的“狂人越境之旅”则刚好构成了二者之间的精神衔接。本论呈现了周树人在这一历程当中遭遇“果戈理”和三种《狂人日记》的现场，“尼采”话语下的“高尔基”和“安特莱夫”，起始于“契诃夫”的“精神诱拐结构”，“狂人美学”的确立过程，乃至“明治俄罗斯文学”的精神和创作实践意义。周树人通过翻译，实现了超越跨语际意义的“狂人”之“境”的移植。《狂人日记》是“狂人越境”的精神抵达，也是37岁的周树人携同既往的新的一页的开始。
关键词狂人日记；周树人；果戈理；高尔基；安特莱夫
一“果戈理”与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
本论所述“狂人的越境之旅”，是指周树人在留学时期与“狂人”相遇到他创作《狂人日记》从而成为“鲁迅”的精神历程的某一侧面。由既刊拙文可知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始终有一条由“狂人”言说所构成的“狂人精神史”相伴随［1］。本论试在此前提下，就业已提出并有过初步探讨的“文艺创作和评论中的‘狂人’”［2］问题做进一步的发掘和展开，以揭示文艺中的“狂人”对周树人文艺观、审美取向和文艺实践活动的影响，从而呈现一条文艺机制上的通往《狂人日记》的精神轨迹。
对于鲁迅《狂人日记》的探讨来说，“果戈理”仿佛是一个悖论式的存在：既明示着两篇同名作品的关联，又不足以用来说明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。鲁迅说他的《狂人日记》因“‘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’，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”，但“这激动”，是由于人们对外国文学不了解——“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”，因此他在“欧洲大陆文学”这一线索下，提到了自己的创作与年果戈理的《狂人日记》和年尼采的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的关联［3］。但他也同时提示了与果戈理和尼采的区别，即“后起的《狂人日记》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，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，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”［4］。强调“区别”是其中的重点所在。
周作人作为身边重要关系人，也早就指出果戈理“发花呆”的主人公与鲁迅的迫害狂的“狂人”形象乃至主题的不同［5］；竹内实曾认真比较过二叶亭四迷日译《狂人日记》与鲁迅文本，发现了两者极大的不同，甚至在“形似”或“构成上一致”之处，也有微妙的不同［6］；而捷克学者马里安·高利克（MariánGálik，-）在30年前甚至断言“鲁迅的说法和一些学者的努力都未能成功地让我们相信,除了那个标题,果戈理还给了鲁迅更多的东西；因为他们的主人公以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是非常不同的”［7］——这种说法虽未免有些极端，但也和两者对照阅读之后的实际感受相符。尽管如此，如果借用某篇文章里的说法，那么就是，虽然“不能把鲁迅的创作发生限定在与果戈理或中俄之间的某一条线索”，但“比较、对照性分析”这两篇“同题小说”，仍是现在大多数论文“无法回避的思路”［8］。不过，对于探索鲁迅《狂人日记》的成因而言，这一思路的有效性却早已引起怀疑，于是，寻找与鲁迅的“狂人”精神相通的人物也就成了自然选项，而继果戈理、尼采之后，又有了对安特莱夫、迦尔洵乃至更多作家作品与《狂人日记》关系的探讨［9］。这些探讨对于走出已经定型化了的“无法回避的思路”，无疑具有开放性意义。但同时又由于它们大多是“平行比较”作业的产物，故而与彼时的周树人无论在事实关系上还是在文本层面，都有很大的距离。即，都没能回答周树人在他当时所处的现场目睹并面对的是怎样的“狂人”。
年9月，北京鲁迅博物馆意外获得了“鲁迅留日时期的两个日式装订的剪报册”［10］，后来命名为《小说译丛》［11］。《小说译丛》剪贴有三篇果戈理作品，包括《狂人日记》［12］。可以说，这是彼时的周树人与“果戈理”以及“狂人”相遇的确凿证据，也是他与果戈理终生结缘的开始——晚年译《死*灵》并自费出版《死*灵百图》［13］，当然是后话，却是他早年与果戈理相遇的一个决算。整个明治时代，果戈理被日译的作品并不多。自明治二十六（）年到四十四（）年，18年间只有17篇［14］。周树人在年5月到年5月一年内，集中收藏了三篇，不能不说对果戈理倾注了很大的